| | | 内外超越的多元组合——继续“儒家与宗教”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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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中国社会科学院郑家栋先生主持召开之“儒家与宗教——当代中国思想论坛第一次会议”，汇集诸多中国哲学及宗教研究专家，首次对儒家与宗教诸问题做出集中火力的中学哲学免费论文探讨与交锋。笔者有幸，自始至终都在现场，旁听了所有的中学哲学免费论文发言。会上，思想的火花一经彼此碰撞，便不时地激射而出，亦多有前人所未曾发、前人所未敢言。只可惜时间短促，意犹未尽。下面是受会议所激发，本人相关的一点思考，发出来算是再凑凑热闹，再助助兴。同时也觉得这样的讨论应该继续下去。
关于“儒家与宗教”的问题，记得早在1982年8月召开的“当代新儒家与中国的现代化”研讨会上，台港一些学者对“儒家宗教性的辨证”问题就有过讨论。当时，余英时认为儒家有宗教性是不大成问题的，但儒家的宗教性是否应该是一个主要的东西（如杜维明、史华兹所强调的那样），却是一个问题。他说：“……儒家哲学思想，在中国的影响是全面的，它对各个阶层都会碰到，不仅碰到宗教的层次，尤其重要的是从个人一直到治国平天下，它是一套社会秩序、文化秩序，如果从里面把文化秩序、政治秩序这些内容抽掉，儒家所剩下的东西就很少了。”他对那种把儒家缩到一个宗教的层次、角落里的做法表示质疑。
余英时的意见引起我的思考。我也一度觉得儒家的宗教性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海外新儒家学者如杜维明等，主张突出、阐扬儒家的宗教性质，主要是为了与世界不同宗教进行对话和交流。他们处于一个“西方中心论”的知识——文化——信仰的语境里面，为了在强势文明的语境中生存，就必须强调传统文化——信仰的认同。而且，“在宗教的层面展开创造性的诠释，则便于西方及学术界、宗教界的理解，裨益于深层次的沟通”，甚至有助于儒学研究进入西方主流学术圈。（参考拙作《关于挺立儒学宗教性之我见》）不过，这毕竟是一个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对话策略，是一种应激的战术，而不能影响到我们对儒家本身的辨证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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