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邓小平国家利益观的基本特点
| | 三个代表体会 国家利益这一概念，是在近代民族国家的三个代表体会概念形成之后，才开始在政治家和学者中使用的三个代表体会。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一方面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交往日益紧密，另一方面，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差别却日趋明显，因此，维护国家利益已经成了当代政治家和政治学家们的口头禅。西方现实主义学派认为，国与国之间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邓小平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长期参与和主持制订我国的对外政策，对国家利益的认识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对国家利益的论述逐渐增多，国家利益成了他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指导对外政策的主要依据。他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包含了系统而有鲜明特色的国家利益观。
一、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性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舞台上，用什么样的最高准则来指导我们的对外政策，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战略问题。历史经验表明，只有把处理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最高准则搞清楚，才能制订出正确的战略和策略，从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对此，有两种绝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一种是以国家利益作为最高准则。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放在处理国际事务的首要地位，是“冷战”时期的一个主要内容和标志。关于这一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有着惨痛的教训的。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推进，中国的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此同时，国际环境也在不断发生演变。“两极”对抗已经结束，世界出现了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尽管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现象时有发生，但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明确和完善处理国际事务的指导思想和最高准则，以适应变化了的国内外环境。邓小平总结了建国以来我们处理国际关系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制定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就是要维护国家利益，确保本国在国际上的有利地位，谋求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早在1981年初，邓小平就对来访美国人说：“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观点。”（《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8页）。这就向世人宣示，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依据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到了80年代末期，邓小平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的问题。他在会见美国已故前总统尼克松时说：“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0页）。邓小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指导处理国家关系，提出了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的原则，反映了我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思想的根本性变化。国家利益是民族利益、人民利益和阶级利益的集合。在当今世界，只要仍然存在不同的民族国家，就会产生特定的国家利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利益，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同样集中地体现在国家利益上。离开了国家利益去分析和处理国际事务、国际关系，势必脱离国内外的现实，违背历史潮流，损害人民利益。当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同国家利益关系密切。例如，中国之所以坚持社会主义，因为中国人民从长期的斗争中深深地体会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最能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同样，中国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意识形态，因为只有这一意识形态才能保持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从而更好地维护和发展中国的国家利益。但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能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不能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的最高准则。无数事实说明，相同社会制度和相同意识形态的国家间也可能发生利益冲突甚至流血事件。如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进行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发生过边境战争。反之，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间也可能进行某些合作。如中国与几个西方大国相继建立起了“战略伙伴关系”，成功地解决了许多双边关系中的问题。因此，处理国家间的相互关系不能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而只能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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