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1929年的全国美展 ——就进化史观、进步观念的个案研究
| | 小学美术论文选登【摘 要 题】美术史
【正 文】
1929年4月10日上午10点，经过漫长的小学美术论文选登筹备，（注：参见鹤田武良“民国时期全国规模的小学美术论文选登美术展览会——近百年来中国绘画史研究一”。《美术研究》[The Bijutsu Kenkyu(The Journal of Art Studies)，1991]三四九号。）几经人事变迁，（注：李寓一“教育部全国美术展览会参观记——(一)”。《妇女》第十五卷第七号，1929年7月。）由国民政府教育部主办的第一届全国美展在上海国货路揭幕。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政府出面举办、并定名为“全国美展”的艺术展览。教育部部长蒋梦麟任会长，次长马叙伦为副会长，教育部参事孟寿椿为实际执行总干事，李毅士为展览征集主任。
美展期间，媒体多方报道，还出版了由徐志摩、陈小蝶、杨清磬等人编辑的美展汇刊。在《美展弁言》中，徐志摩概括了美展的两点意义，其一是艺术对于人生的作用，其二是艺术对于时代的反映：“我们留心看着吧，从一时代的文艺创作得来的消息是不能错误的。”（注：徐志摩“美展弁言”，《美展汇刊》第一期。）
在众多论及美展意义的文章中，艺术之于人生的积极作用是一致的共识。正如徐志摩说：“人生不能没有意义与趣味。所以艺术乃至艺术教育该得积极地提倡与奖励，在现在只是常识的常识。”这一普遍共识正是蔡元培1917年提倡“以美育代宗教”生根开花的结果。此外，正如徐志摩反复强调可“从这次美展看出时代性在美术里反映或表现的意趣”，人们普遍认同艺术应该成为时代之风向标的观念。
1918年陈独秀提出“美术革命”，艺术与时代的关系进入批评话语。如果说诗意的追求是中国古代文人画的品评标准，那么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传统的品评趣味让位于“时代”这一至高无上的标准，艺术是否反映时代精神，甚至被作为区分新与旧，革命与保守，进步或者落后的标志，恰如王济远评价当时的中国画坛所说：“现代中国画坛新旧两种分明：旧的以保存国粹为前提，新的是以吸收时代精神为目的。我敢大胆地讲，旧的绘画，今天不及古人，新的绘画，国人不及外人，所以今人不绝地抚摹古人，国人尽量地采仿外人，其结果在旧的方面，今人做了古人的印刷机，新的方面，国人做了外人的留声机。”此时的艺术批评中已经出现类似西方艺术史中的“先锋”的概念。《美展汇刊》的第三期刊登了俞寄凡的“新时代与艺术”，文中充满了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话语：艺术“依时代而产生，更进而改造时代，实在是艺术之本来面目与能力。把一定之时代精神为背景而产生，更从此时代精神中改造新的倾向与风尚，即是艺术之能力”，因为艺术产生于时代又作用于时代，因此俞寄凡号召艺术家肩负起如下使命：“依艺术界之天才，从动摇的现代之根底，发现改革创造之新精神，文化始得有向上之希望。今日之艺术家，当努力于此。若不能依此理想而求进，实可称之为时代之落伍者。”在这样一个关系链中，艺术家是时代精神的敏锐感知者，也是未来趋势的预言家。艺术与时代精神相连，因而成了时代的见证者和风向标，这种观念在民国年间已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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