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中国民族主义的源流与建设的民族主义
| | 政治教研论文 民族主义在中国有着极为深远的政治教研论文历史渊源，可以说是百代千年，绵延不绝！那种奉现代西方以“一族一国”为其基本信条的政治教研论文政治民族主义为圭臬，并因此而否认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其独特的民族主义形式存在的观点，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因为它不仅连带抹杀了现代西方民族主义的多样性（如经济的和文化的民族主义等等），而且根本有昧於华夏民族在政治、文化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民族意识的形成和发展上早熟的事实。为了说明中国民族主义之不同於西方民族主义的特点，清当前中国大陆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历史脉络，简略地回顾一下中国民族主义的源流（对此，笔者已经着文有比较详细的论述，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拙作《试说中国民族主义的源流》，载《当代中国研究》1997年第2期和论文集《民族主义与中国前途》），可能是有益的。
（一）中国民族主义的起源及其在近、现代的流变
从其起源上看，中国的民族主义乃是早熟的华夏民族之政治和文化上的“大一统”（“大”在这里是动词，表“重视”和“尊崇”之意）与其特殊的地缘政治条件相互作用的产物，即在政治和文化“大一统”的现实和观念的背景上，一方面主要针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袭扰，形成了“尊王攘夷”的政治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基于对周边各族群之居高临下的无比的文化优越感和自信心，同时又形成了“平天下” 的文化民族主义－－所谓亡国与亡天下之辨，就建立在这种带有浓烈世界主义色彩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按照这种“泛中华”的文化民族主义，“亡国”固然可悲，但“亡天下”之悲尤甚於“亡国”。因为即使国家亡了，中国固有的文物制度和伦理道德犹可倡明於天下，这才是古代以“平天下”为职志的士大夫们的真正“ 本份”和最高理想！如果说，“尊王攘夷”是前现代、即君主时代东西方民族主义所共有的一种异化了的表现形式（“尊王”成为民族统一的象征），那么，“平天下”的文化民族主义则是古代中国所独有的。孔子所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便一语道尽了这种文化民族主义所独具的和平主义性格及其所富含的宽容和建设精神。它以弱水般的“阴柔”补充了体现於“攘夷”的“阳刚”，赋予华夏民族的民族生命以特别的坚韧性，使之即便在身处逆境甚至亡国的环境下，犹能在“平天下”的神圣使命和坚定信念的支持下，忍辱负重，在与其它民族的共处和交往中，通过对本民族文化始终不渝地执着、传布和发扬光大来保存自己，发展自己，终于在上下几千年的艰苦历程中，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族，即以华夏族群为主体凝聚而成的汉族；华夏文明因而也才能够成为迄今整个古代世界硕果仅存的一种文明！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於近代的终结，直接地起因於西方列强的入侵和西方文化的冲击。洪秀全以“拜上帝”取代了“尊王”，从而使他那种彻底反传统和民族复仇的革命民族主义披上了“西化”的外衣；而曾国藩之卫道的文化民族主义，一方面是对洪秀全这种粗糙不堪的“西化”的一种本能的疯狂反动，同时也是为他自己在当时已极不得人心的“尊王”而扯起的一块遮羞布。只有当孙中山先生以“民权”和“民族平等”改造了古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即以“建立共和” 代替了“尊王”，进而从政治和文化两方面为古代的民族主义注入“民族平等”的观念，并将後者推广於国际间的民族关系时，中国的民族主义才真正获得了与现代文明相一致的崭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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