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族主义、公民国家和全球治理
| | 政治专业毕业论文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政治专业毕业论文民族主义一直在“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政治专业毕业论文范围内展开,多种民族主义思潮和话语虽然有时提及“全球化”,但并没有真正进入全球化视野。在国际关系中思考的中国民族主义所提及的“全球化”实际上往往只是“普遍化”、“自由化”和“西方化”这三种说法的代用词,着重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对全世界的宰制。这种民族主义的所谓“全球化研究”也就仅限于对西方普遍化和自由化等等的“理论批判”。这种批判往往只是重复过去几十年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批判的已有结论。这种批判,用全球化理论的长期研究者斯考尔特(Jan Aart Scholte)的话来说,使得“全球化”成为一个了无新意的“冗赘概念”。以国际关系来看全球化,最容易把与中国有关的全球化局限于“中美”、“中日”、“中西”这种少数国家间关系。这样理解全球化,会严重忽视全球超国际关系最具本质意义的三个特征,那就是全球化所形成的超国家关系、超国家疆域新社会空间和全球性新公民政治主体。
只有涉及了当今世界的社会性空间和政治行动主体的变化,全球化这一概念才会具有实质性的全球政治意义。值得特别强调的是, 这个全球化所涉及的“空间”,不只是物理性的,而更是社会性的。正如斯考尔特所指出的那样:“说到底,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一个主要方面。地理和文化、生态、政治、心理一样,是社会生活的决定因素之一。社会生活的空间轮廓对社会中的生产性质、治理、认同和群体等方面都有很大影响,反过来,这些方面对社会生活的空间轮廓也有很大的影响。例如,沙漠的游牧民族,山区的乡民,岛屿上以水为家的驻民,他们的生活区别就主要是由生活地区的区别所造成。空间与社会关系的其它主要决定因素紧紧地相互联系,相互构成。一旦社会地图发生变化,那么文化、生态、经济、政治和社会心理也会发生相应的转变。”〔注1〕国际关系,包括与它密切相关的“普遍化”、“自由化”和“西方化”概念都是与疆域性民族国家这个社会空间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关系与全球化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疆域性地理,而后者则是超疆域性的地理。〔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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