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论《仁学》与近代士人知识结构的转型
| | 论文下载 《仁学》既是政治变革的论文下载产物，也是文化变革的论文下载产物。在近几十年的《仁学》研究中，人们从政治角度切入者多，文化上切入则略显薄弱。随着前者研究的日臻成熟，后者也当在此基础上逐步跟上，这是一个大课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谭嗣同与《仁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伟大的烈士，一个冲决封建网罗的英雄；而后者，则是留在中国文化典籍中的一个文化符号，需要我们从文化角度加以关照。
一、《仁学》的知识来源与创作起因
按中国的老算法，1894年谭嗣同正好30岁，三十而立不仅是描述一种人生状态，更是传统文化对青年人的一种无形的要求。30岁以前，总体上看，谭嗣同生活在一种自在状态，像大多数年轻士人一样，接受传统文化的基础教育。他一面听从父命，把20~30岁精力最充沛的时光用于科举，十年中至六赴南北省试；一面也在衣食无愁的状态下，相对自由而淋漓地发展着自己不乐小成、任侠勇为的个性，骑马射猎，广交朋友，十年中，来往于直隶、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各省，约八万余里，堪绕地球一周。可以说，在甲午战争之前，他大抵过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传统士人的悠闲生活，从而也就决定了他的知识结构的大格局。甲午战争的爆发，改变了谭的生命轨迹，却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他的知识结构。
谭嗣同在《仁学·界说》中说：凡为仁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淑茂、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黎洲之书。这是对他写作《仁学》知识（思想资料）来源的概括说明。从谭嗣同的求知历程看，其中绝大部分时间与精力，都被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结构所占据，无论是家学的潜移默化，还是步入社会后读书与交友的刺激与影响，都决定了谭的知识结构不可能是西化的，甚至也不可能是佛学的。就西学而言，在谭嗣同知识结构形成时期（青少年时代），中国西化的程度十分低下，传教士与洋学堂还没有在普通官僚子弟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特别是在谭的生活环境里，西学连有系统的常识介绍的程度都未达到。就佛学而言，谭嗣同自小儒性超过佛性，他所接触的也多是些官僚儒生，以及大刀王五一类被他视为活的任侠典范的民间英雄，除了民间佛事外，谭的生活环境也没给他提供对佛学本身发生兴趣的任何机缘。谭的父亲是一个本份的官僚，自魏晋以后，中国士大夫们虽有背运向佛或老而皈佛的传统，但谭父仕途平稳，且又不算太老，自然更加关注儒家的处世之道，也不可能给谭以佛学上的指引。剩下来就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学了：从5岁到19岁，是谭嗣同对封建文化典籍的初步了解时期，读一些《三字经》、《千字文》式的初级读物，接受封建的启蒙教育。10岁时，师从欧阳中鹄，接触王船山的学说。15岁学习写诗，并拜浏阳的著名学者涂启先为师，加强了古文辞、考据笺注、金石刻镂等文字训诂与考据方面的训练。在此期间，他读了《易经》、《礼记》、《仪礼》、《周礼》等书，并作了一些读书笔记。20~29岁,是谭嗣同的10年漫游期，在十年中至六赴南北省试的余暇中，他一面广泛接触社会，了解民情，一面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1889年，他又拜著名学者刘人熙为师，专主《船山遗书》，辅以广览博取，将清代的经学、先秦诸子学说，包括他所厌恶的宋明理学都拿来看看。至此，这个不大务科举正业的年轻人，不仅对上至《易经》及先秦诸子，下到汪、魏、龚、王的学说有了一个大概的感性了解；而且又通过对王船山、张载等人的较系统研究，进一步深化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认识，其中学的知识结构已经大体定型，盖以今文学经世为归也[1](p.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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