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平心而论“样板戏”
| | 艺术设计论文要平心而论“样板戏”，前提是得把“样板戏”和“样板戏现象”剥离，不要把“样板戏”和江青等人围绕“样板戏”所搞的艺术设计论文一系列政治阴谋混同起来，不要把“样板戏”和极左的艺术设计论文文艺政策及“八亿人民八个戏”的文艺局面混同起来，甚至不要把“样板戏”和后来完全服务于某种政治图谋而匆忙臆造的几个“革命现代京剧”混同起来。之所以要作这样的剥离，就是要从艺术暨戏剧艺术的角度，以能代表“样板戏”艺术成就的剧作为依据，评判“样板戏”。
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样板戏”的排演集中了当时最好的技术条件（最好的演员、最好的编曲、最好的舞美等等），因而今天从“技术”（表演）的角度指责“样板戏”的并不多见，主要是在“观念”（思想意识、艺术品味）的层面否定“样板戏”。就目前来看，摆脱了政治情结的干扰而从艺术暨戏剧艺术的角度否定“样板戏”的意见，主要有两种：1.“样板戏”中没有“人”，其“高、大、全”的人物形象是虚幻的、概念化的，缺乏人性的真实性和丰富性；2.“样板戏”是无视京剧艺术特点的“瞎胡闹”，其所引入的革命斗争题材、西方音乐形式、现代舞美技术等等，破坏了京剧艺术的“韵味”。
一、成功的艺术形象是否一定得有人性的丰富性？
以是否具有人性的丰富性来衡量艺术形象的成败得失，是现行文艺批评的一个主流性标准。文艺理论中的“典型说”，是这一批评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承认，文艺史上许多成功的艺术形象，确实是具有人性的丰富性的。从亚里斯多德推崇荷马笔下集勇猛和柔情于一身的英雄，到黑格尔认为“典型”应具备“坚定性、明确性和丰富性”，都显现了西方文艺史上人们对此类艺术形象的赞赏和认同。这种源自西方二元对立思维传统的“典型”创造及“典型”观，还被今人具体化为所谓美与丑、善与恶、刚与柔、灵与肉、感性与理性、个性与共性的“二重组合原理”。因而“典型”所具有的人性的丰富性，其实也就是人性的两面性。不难看出，这种注重艺术形象的人性的丰富性及两面性的批评标准，本来不过是源自西方文艺传统的一种批评话语。一方面，它虽然代表了西方文艺史上艺术形象创造的主流追求及评价，但并不能涵盖西方文艺史上所有成功的艺术形象；另一方面，近代以来，西方文艺史上的众多文艺派别，更是自觉地背离这种揭示人性的丰富性（实为人性的两面性）的形象追求。这一切在戏剧艺术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莎士比亚剧作中的人物如哈姆雷特等固然可以说是丰富复杂的，但古典主义剧作中的人物，例如高乃依笔下的熙德和莫里哀笔下的达尔丢夫等，相比之下就难免简单片面及概念化。然而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人们并不因此否定此类剧作及人物形象的成就，也不因此否定古典主义剧作在戏剧发展史上的积极意义。西方现代主义戏剧兴起之后，人物形象的观念化、符号化就更为明显。例如梅特林克《群盲》中的牧师，贝克特《等待戈多》中的流浪汉等等，哪里有什么人性的丰富性或两面性？这些剧作人物离人性的丰富性是渐行渐远了，但这些剧作在今天已被人们视为现代戏剧经典，现代主义戏剧所引发的戏剧观及美学观的变革意义，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肯定。由此可见，尽管“典型”观或要求人物形象的丰富性的批评标准有着文艺实践的事实基础，并且一度是主流的文艺创作追求和批评要求，但它并不是唯一的、亘古不变的永恒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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