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山西村政建设中的“制度设计”
| | 山西村政建设，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很重要的农村改革论文意义，那时凡来山西的农村改革论文人都要谈到山西的村政建设，山西是著名的模范省。山西村政建设，从1917年开始，到抗战前，已有相当成绩。今天研究区域社会史的人对于当时山西的村政建设也颇多关注。山西村政建设的现代意义，直接与今天中国的村民自治有关，与中国的宪政道路相关，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相关。
山西村政建设开始于1917年，到1927年前大体完成。1928年6月，阎锡山向国民党中央建议，将山西村政建设的模式向全国推广，国民政府基本接受了阎锡山的建议，在随后制定的《县组织法》中，关于乡村自治的思路，吸收了山西村政建设的构想。①
以往对于山西村政建设的评价，多偏重于制度构想与实践之间的差异，所以评价不是很高。三十年代初，梁漱溟考察山西村政后，认为山西村政建设的实际，大体上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②近年专门研究中国地方自治和山西村政的学者，对于山西村政建设的评价，大体还是梁漱溟的思路。至于认为山西村政建设是阎锡山为了维持自己统治，更好控制社会而采取的一种骗人手法，③是长期流行的政治观点，早已被学术界所放弃。倒是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吕振羽在二十年代末，对于山西的村政建设有较深入的的认识，认为山西的村政“实开吾国下层政治重心之先河”，“可备训政之楷模，而为宪政之基础者，亦殊不少也”。④本文认为吕振羽早年对山西村政的看法比较符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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